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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刀客说话

我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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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电视人,新闻报业史独立研究者,专著《纸上的火焰》已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近年来尤关注晚清民国史,继新闻史之后,将研究领域扩展到电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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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新闻观”  

2009-07-21 17:20:4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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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7月29日,签完《马关条约》的李鸿章回到了贤良寺。这位73岁忌龄的老人半世名节已经毁于前一年的甲午战争,战争夺去了他亲手创立的北洋海军和作为政治荣耀的三眼花翎、黄马褂,“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是他在战争后唯一的收获,即使死后这顶帽子也很难被摘下。在北京冰盏胡同贤良寺的这几个月是李鸿章出仕以来难得的清净时光,但在贤良寺以外骂名汹汹,同僚47道奏疏弹劾李鸿章,在街巷里闾,“刘三已死无京丑,李二先生是汉奸”的讽刺对联广为流传,三朝重臣与梨园名丑并称在当时是一种奇耻大辱。昔日倚为国家柱石,今日国人皆曰可杀,两张面孔的转换快如川剧变脸。然而熟悉中国政治运作秘密的人应该知道,李鸿章不过是丧权辱国条约的经办人而已,其人有罪但脏水不能全部泼在他身上。替老大顶罪是中国社会的潜规则之一,老佛爷和皇上是必须保持洁净的,负责站台的李鸿章必须对所有的脏水照单全收,“打折牙齿和血吞”这是李鸿章老师的老师穆彰阿的处世名言,此刻成为李鸿章最明智的选择。作为回报,李鸿章性命无虞,失去的政治荣耀也将在日后得到返还。清王朝这艘巨大的破船还离不开他这位经验丰富而又忠心耿耿的老水手。

 

仅仅在8个月之后,李鸿章复出了,作为朝廷特使开始了他的欧美环球之旅,对这位身心俱伤的老臣来说既可大开眼界又可遣散忧怀。这场环球旅行中发生了很多让现代人大跌眼镜的事,折射出一个天朝帝国和世界的距离。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对其中的两个细节有些小小震动和疑惑,从这两个细节可以一窥这位洋务名臣、改革开放先驱对“新闻”的看法。

 

1896年5月,李鸿章的使团出现在俄罗斯,他是来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庆典的,当然此行还有一个对外不宣的神秘使命——为破落的大清国寻求一把帝国保护伞。沙皇登基庆典持续三周时间,极尽豪华奢侈,各项活动都做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然而百密一疏的是5月18日这天要在霍顿卡广场举行分发皇帝陛下馈赠点心的游艺大会,对前来领赏的百姓如何组织、赠品怎样分发在所有的庆典筹备文件中却只字未提。5月18日这天,世界近代史上最早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人群踩踏事故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发生了。莫斯科人都想一睹年轻沙皇的尊荣,并得到皇上馈赠的礼品,这是他们生命中绝无仅有的一次机会。当时聚集在1平方公里左右的广场上的具体人数没有确切的数字,据保守估计在100万到150万之间。前苏联国家档案馆里的资料是这样描述那场惨祸的:

“从早上五点开始,人群头上的热气就开始像浓雾,咫尺之间分不清面孔,甚至边上的人们都已经汗流满面。这时候中间的人要想挤出来已是不可能了,开始不断传出疲惫和虚弱的人的呻吟声。快到六点钟时,突然间像是听到某个凶神的命令,人群开始骚动,纷纷向外拥挤,有人被踩在了脚下,发出大声呼救,场面乱成一团。”

 

这次史无前例的踩踏事故当天就震动了整个莫斯科。据沙皇政府后来公布,那天早晨共踩死、挤死一千三百八十九人。但这个数字明显被缩小了,根据当时多家报纸的记载,比较接近的事实是死亡约四千五百到四千八百人,重伤三千多人,受伤致残的有好几万人。

当李鸿章的使团出现在广场时,现场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根本看不出就在几个小时前这里发生过死伤数千人的人间惨祸。但李鸿章已经知道这个广场刚刚发生的一切。在观礼台上,李鸿章对负责接待的沙俄总理大臣韦特直言不讳地问道:“听说刚刚发生过一起大惨祸,伤亡了一两千人,此事可真?”韦特当时对李鸿章的冒昧颇为不悦,就回答说,“是的,实有其事,发生了这么不幸的事情。” 韦特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记载了他和李鸿章之间的一段对话:

“请问,难道你们还要将不幸事件的全部经过禀报皇上吗?”

“是的,已经向皇上禀报过了。”

“你们这里的官员在这些问题上太没有经验了,这样的事怎能照实禀报呢?皇上一旦动怒怎么办?……我当直隶总督的时候,我统辖的一个省份有次发生鼠疫,一下死了好几万人,我们却经常呈奏皇上,那里一切都顺遂。有次他甚至问起我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瘟疫疾病,我照旧回答说,没有任何瘟疫,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称道皇上圣明着呢。他听了很是喜欢。”……

 

这就是李鸿章对灾难新闻的看法——瞒和骗。从忠君爱民的政治正确性上来说,李鸿章犯的是欺君大罪。但这是摆在桌面上的显规则,它不能得到真正执行。桌子底下的规则才是真正起作用的规则,它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叫“潜规则”。但李鸿章的高明在于他将瞒骗皇上改头换面成另一种忠君形式,让皇上知道灾难真相会生气,会担忧,这两种负面情绪会伤身体,让君父快快乐乐是为臣的责任,让君父劳心伤神是做臣子的耻辱。所以隐瞒真相是对皇上真正爱护,这不是对皇上的忠诚是什么呢?李鸿章的话中话,沙俄的总理大臣不可能听不出来,当即茅塞顿开,对李大使凭生好感——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活雷锋”。

 

李鸿章的宝贵经验是多年宦海沉浮和精密计算得来的,比写在儒家经典上的知识和朝廷公布的浩繁律令有用多了。向皇上禀报灾难真相结果如何呢?皇上会发火的,龙颜大怒的结果直接关系到臣子的身家性命,对于真相的了解是做臣子的信息优势,只要不说皇上不可能知道。至于老百姓在权力秩序中是最没有分量的,是真正的屁民。一头关系身家性命,一头无足轻重,你说一个官员会怎么选择,这根本不是一个需要犹豫的问题。

 

我第一次看到这则史料时,我觉得李鸿章很丢人,以为自己拼命做官的技巧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当我对这段历史细节继续追究时,发现李鸿章对沙俄官员“炫技”还是适当的,李鸿章的判断异乎寻常的准确,尼古拉二世在他当天的日记里说“这一消息给人留下一个很讨厌的印象”。对他来说,老百姓的死亡只是一个数字,根本构不成一个悲剧,而且让他不爽的是这些人死在他登基的良辰吉日,连死都死得不是时候。对于专制者来说,脸面和排场是高于一切的追求,尽管发生惨祸,沙皇登基庆典的所有内容一个也没有落下,歌照唱舞照跳,他们听不见老百姓的号哭和呻吟。总理大臣韦特本来还担心皇上问责,但他发现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这次惨祸的责任最终由莫斯科警察局长一揽子承包了,他受到了“撤消局长职务,发给每年三千卢布终身抚恤”的“严厉惩处”。 在政治文明上,沙皇俄国和大清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李鸿章还是可以给他们指点迷津,搭搭痞子腔摆摆老资格的。

 

作为一个“权倾一时,谤满天下”的晚清第一重臣,李鸿章实在是一个复杂人物,善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如果说他指导俄国官员如何处理灾难新闻很丢人的话,那么他在美国对新闻所发表的一番高见又确实让后人对他刮目相看。

 

1896 年 8 月 28 日,李鸿章抵达美国纽约,美国人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纽约时报》说是“史无前例的礼遇”,这让讲排场的李鸿章相当满意。因为在美国的访问是不带政治任务的,李鸿章的美国之旅相当愉快和轻松,美国的报纸像追逐偶像明星一样,对李鸿章的报道长篇累牍、事无巨细。9月2日,李鸿章愉快地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访,畅谈了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谈到了中国的教育和投资,让我惊讶和佩服的是他所说的观点即使到今天我们依然在践行。如果不是生不逢时,“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头衔完全可以归至他的名下。对于新闻,他的说法和在沙俄的那一番指导完全判若两人,即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一点也不落后。那段专访,依然照抄: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李鸿章对中国的新闻弊端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我相信这些话都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唯一遗憾的是他将弊端归咎于编辑,而编辑实在承担不起这么沉重的责任,报纸内容实在不是编辑说了算,没有这份权力就不能承担这份责任。我甚至怀疑这是翻译不准确造成的,但我无法考证。除了这么一个小瑕疵之外,我对李鸿章的说法全部赞同。追求真相是人类的本性,报纸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的这一需求才应运而生的,报纸不说真话,不报道真相就失去了存在价值,最终死的是自己,而新闻还活的好好的。李鸿章在一百多年前对新闻的见解值得我们今天所有的吃新闻饭的人在心中默念一百遍,然后想想我们的媒体有没有活下去的理由。

 

我的问题在于李鸿章为什么对俄国官员说要隐瞒真相,而对美国记者说新闻要说真话,这两种说法如此矛盾,哪个才是真实的李鸿章?我想了很长时间才算想通了,我想试着分析一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政治家都是现实主义者,一言一行都服从于真实的格局和利益,他的内心当然有自己真实的理念,但如果现实不允许的话,他绝不会践行,甚至连说都不会说。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那他就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写文章做清流可以,真的玩政治只会造成灾难。这么说不是对理想主义者的刻薄,我很敬重他们,但翻开历史我们发现有很多次那些想把人们送进天堂的理想,直接把人们送进了地狱。现实主义者如果只以自己的得失为进退依据,自然有害,但理想主义者理念先行枉顾现实,危害可能更大。最好的状态当然是理想主义者有现实分寸感,现实主义者有前瞻眼光,思想家指导政治家,慢慢来,积小变为大变。有了这么一番交代就可以来说说李鸿章对新闻的矛盾说法了。当他在俄国时,现实感压倒一切,他有谈判任务,在心理上必须压倒对手,所以他才对灾难事故的处理方式要指手画脚一番,显示一下一个老吏的熟练手法,而他对沙俄的政治生态判断是准确的,所以话一出口对方就心有戚戚,既展示了自己的能耐,又让对方觉得自己是个热心人而生好感,这对谈判的顺利进行不是很有好处吗?在这个时候这个地点说什么新闻要说真话那才是迂腐可笑呢。而李鸿章到了美国就不一样了,他是纯粹来观光的,来展示大国风范的,这个时候没有现实利益的纠葛,可以畅所欲言,可以说几句真话。他清楚西方的新闻观是什么,他完全可以展示一下自己的思想深度,来说明自己的知识体系并不落后于世界,毫无疑问,这会给中国形象加分,也能给自己加分。这个时候,他自然要说几句正确的话,让美国人想:恩哼,这个人很有思想。事实上,这同样是一种炫耀,和他在沙皇俄国的另一种炫耀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对于新闻,李鸿章有两张面孔,既矛盾又和谐,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理想和现实的分裂,显示了他的生不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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