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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刀客说话

我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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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电视人,新闻报业史独立研究者,专著《纸上的火焰》已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近年来尤关注晚清民国史,继新闻史之后,将研究领域扩展到电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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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胡适、鸦片瘾与醉狗轶事  

2009-01-09 01:04:08|  分类: 无事翻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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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年,对胡适先生突然大感兴趣,先后购得《胡适文集》七大本,《胡适口述自传》和《胡适评传》(李敖著),但有些关于胡适的书终因囊中羞涩,只好作罢。虽然这些书都已为我所有,但摆在书架上落灰的时候多,真正捧读的时间少。也许正像袁枚先生所说的“书非借不可读也”,手上的书很像近在身边的名胜风景,总以为有机会去看,而几年过去了,当你真的要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你才发现那些名胜风景你根本没有去看过。当我觉察到这种近在身边的忽视之后,今年就很少买书了,下决心把这些“近在身边的风景”看尽。

      于是开始从唐德刚先生整理翻译的《胡适口述自传》看起。德刚先生的文字魅力我就不费力表扬了,不管你用什么样的美妙修辞来描述一道菜的美味,都不如亲口尝尝这道菜,让味蕾告诉你的感觉到位。阅读这本书的奇特感受就是注释比正文有意思,很多书的注释部分很容易成为阅读的鸡肋,而这本书不是,它是鲜美的鸡汤。
       唐德刚先生是历史学家,但他并不像同行们那样好作宏大叙事,满嘴精英话语,知人论世总是从人生经验出发,全是家常话语。比如说现在的教育仍然延续了千百年来的教诲,教育学生一定要出类拔萃,做个成名成家的大人物,但唐先生不这么看,唐先生说,如果每个知识分子都要立志发展天才去做李白、杜甫、毕加索、胡适、爱因斯坦,这世界还成什么样子呢?多难的祖国不就是被这一批“超人”搞糟了吗?所以,唐先生说一个人做点平凡的小事,谋个温饱也应该心安理得。读这类平实的人生小语不也让人十分受益吗?
 
       读书有时候启发心灵,有时候印证记忆。在唐德刚先生的注释里,我读到了一个有关鸦片瘾的故事。
      
       唐先生是安徽合肥人,他的祖上参加淮军,其中唐定奎是一个有名的淮军将领。唐先生的曾祖唐宗义是一名中上级军官,在1874年(同治十三年)随五叔唐定奎渡海去台的。当时的淮军兵营里,抽鸦片的大有人在,唐宗义和很多淮军一样迷信鸦片可以防疫,在台湾学会了抽大烟。烟瘾越抽越大,最后每天非“一二两膏子”不过瘾。据说这位唐宗义逝世时,他住的那栋老屋里老鼠、蟑螂、黄鼠狼……等等小动物,都瘫痪了。因为它们与老头子一起久居此屋,和老头子一道抽大烟,上了瘾。如今老头子死了,没有人供给免费鸦片,所以这些瘾君子们就不能行动了。
       这段有趣的记录给我们保存了淮军的一些难得的生活细节,它让我联想起了人民公社时期发生在我们村庄上的一段故事,我觉得也有记录下来的必要。
        人民公社的初衷是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过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好日子。但历史往往充满反讽,那些企图把人们送进天堂的理想最终把人们送进了地狱。人民公社的结果是大家都缺衣少食,但苦中作乐的时候并不是没有,那时候一个村庄里最喜气洋洋的事情除了过年,就数“打平伙”了。
      “打平伙”这个词现代人已经相当陌生了,就像很多人能记得父母的名字未必能记得祖父母的名字一样。“打平伙”作为一个历史词汇已经逐渐淹没在历史风尘当中。这么说吧,“打平伙”就是抬石头的父亲,AA制的祖父,这么一说你一准能明白。逢到“打平伙”的时候,村民们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整顿好吃的,打打牙祭。

       在那个“嘴里能淡出鸟来”的时代,整顿好吃的是一件大事,所以闹出的一些笑话流传到现在。比如说村子里有些人在“打平伙”的前两天就不怎么正经吃饭,全家保持一种半饥饿状态,等到“打平伙”那天狠狠的吃回来,这样的人一直被全村的人笑话到单干到户,其实想起来颇让人心酸。
        我父亲津津乐道的是当年“打平伙”他最爱和村子里的近视眼坐一桌。在我们村子里有两个近视眼,二爷和三爷。他们俩各有故事流传。
        “打平伙”除了猪肉是从食品站买来的,剩下的什么萝卜白菜都是地里产的,有时候也吃黄鳝和老鳖之类。那年月化肥和农药还使用得少,田野里、水塘里黄鳝和老鳖并不稀奇,一点也不像现在。在一个村庄里也不乏挖黄鳝、钓老鳖的高手,一大早出去,到黄昏边上,一篓子黄鳝和老鳖就能回来,稀松平常得很。
      “打平伙”最常吃的一道菜还是萝卜烧肉,一脸盆一脸盆的端上桌,热气腾腾、香气扑鼻。那年代,萝卜不稀罕,对于普遍没有油水的肠胃来说,最有吸引力的还是肉。萝卜烧肉必不可少的佐料是酱油,经酱油一上色,萝卜和肉的区别就不是很大,对于正常视力的人来说,把猪肉从萝卜里找出来不是什么难事,但对于近视眼来说就不容易了。二爷和三爷就吃了视力不好的亏,常常是一通拔拉,瞅准了一块,一边念叨“这块肯定是肉”,一边叨进嘴里,结果一口下去才发现又是一块萝卜,大骂一句“妈的,又是萝卜”。而坐在旁边的村民像我的父亲他们则乐的不动筷子,等肉被拔拉出来,随手一叨就入了嘴。像二爷和三爷这样的近视眼在“打平伙”的时候被人打趣是经常的,在快活的笑声之后,村民也会扎扎实实的找几块肥肉叨到二爷和三爷的碗里。
       和二爷相比,三爷更好那么一口,其实打平伙喝的酒也不是什么好酒,都是在市场上买的散装山芋干白酒。三爷的酒量在半斤上下,算是善饮的。在饭都吃不饱的年头,喝酒是一件奢侈的事。也只有在“打平伙”的时候才能敞开来喝。因为好酒,三爷常常在酒桌上当酒司令,杯子一圈筛满,三爷还故作姿态,一边把酒瓶掖在身后,一边大呼:“还有哪个要酒?没人要了吧,没人要都是我的了。”
       常言道“淹死的都是会水的”,在一通大吃大喝之后,喝高的人当中必定有善饮的三爷。有一次,同山家操办酒席,三爷照例酩酊大醉,趴在桌子上鼾声大作。同山收拾完残局之后,发现自家的大黄狗很不对劲,躺在地上怎么踢也不醒,像面团一样随人摆弄。同山心里就纳闷了,“该不是被人下药了吧?”可仔细想想又不对,狗整天都在家里,屋里屋外都是人,热闹得像赶集似的,谁会下药呢?该不是病了?就在村民和同山一起鸡一嘴鸭一嘴瞎猜的时候,三爷醒了,迷离着一双红眼睛愤愤不平地对同山说:“老子今天吃的喝的全进了你家的狗肚子里了,这狗日的能不醉嘛?”一屋子人愣了一下,接着哄堂大笑。直到晚上,同山家的大黄狗才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把一狗盆的清水添喝了个干干净净,狗眼里才算有了一点神采――这畜生想来是醉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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