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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刀客说话

我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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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电视人,新闻报业史独立研究者,专著《纸上的火焰》已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近年来尤关注晚清民国史,继新闻史之后,将研究领域扩展到电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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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寸山河一寸血》随手记录  

2010-03-25 09:40:28|  分类: 历史散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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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就开始看台湾制作的大型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将近20个小时,断断续续看了两个月。以讲述国民党正面抗战为主,颠覆我以往印象中的抗战史。不敢说这部纪录片就没有倾向性,但比我们的教科书肯定要客观得多。我们这里一讲到抗战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双枪李向阳之类,这能打死几个鬼子。 还有一次百团大战,算是动作大一点,但还是受到了批评,什么平型关大捷和那些正面抗战无法相比。再把中共这边牺牲的高级将领和国民党那边的比一比,很能说明问题。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随手做了一些记录,逐一发到微博上留存http://t.163.com/tchuanfu。这些细节可以窥见当时历史之一斑。

1928年7月6日,国民党领袖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陵寝安置处举行孙中山的祭祀典礼,以北伐完成告中山先生在天之灵。陈立夫事后回忆:“站在陵寝前,我们隔着玻璃棺,可以看见孙先生的遗容,他安然地睡着,就像活着时一样……记得当时,蒋先生一见到总理遗体就泣不成声,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他哭泣。”

宋美龄与蒋中正第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地点在上海中山先生与她的二姐宋庆龄的家中。当时这位年轻的军官被三小姐的美丽与教养震慑住了,后来他回忆此一往事时写道:“及与宋女士相稔,知其为理想之终身伴侣,而向求之不得者,故不稍犹豫,露求婚之意。”其时征战连连,“军官”与“美人”之间往返函牍不得而知。但1927年的一封“情书”却被天津的《益世报》挖了出来,这封信写道:“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姐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囊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中正被扣押,当宋美龄于在上海听到此一消息的时候,连忙赶到南京。22日夫人终于飞抵西安。蒋中正在当天日记中曾经记述初见夫人的心情:“余妻忽于下午四时乘飞机到西安,乍见惊讶,如在梦寐,余日前切嘱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不意其竟冒万险而入此虎穴,感到悲咽,不可言状。”

七七事变后是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准备抗战讲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蒋介石把天下人都视为自己的部下。西安事变发生后,身被监禁、生死未卜的蒋见到阔别十年的周恩来,开口就是:恩来,你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话!

抗战时期,蒋百里谈致胜之道,他说:“中华民族大文化的妙处,就是同化的攻势,和武力的守势。我们取攻势用不着杀人,我们取守势却能拼命。”

长沙大火是1938年11月12日开始烧的,这场大火持续了三天三夜,焚毁房屋5万余栋,死亡2000余人,数十万人无家可观。这场大火系人为所致,当长沙成为日军下一个攻击目标时,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便积极执行战时“焦土政策”,筹组防火队,准备焚城计划。11月12日凌晨两点,有个伤员医院不慎失火,自卫团误认为放火讯号,便同步下手,放火烧城。事实上当时日军距离长沙尚有100多公里。大火引起了地方上的极端不满,后来枪毙了警备司令、警备团长和警察局长三人,但仍未能平息民间气愤。有人为此写了一副对联:治绩安在?两大方案一把火;中心何忍?三颗人头万古冤。横批:张皇失措。嵌入张治中的姓名以宣泄其推卸责任之不满。

抗战最艰难时期,首都重庆是全国的希望之城。蒋纬国回忆说:“父亲拿英制来算5英尺9寸半(175厘米)体重135磅(61.4公斤)。在我回到重庆的时候,他更瘦。非常苦闷的时候,特别是在他洗澡的时候,我经常听到他大叫‘啊’,长声的大叫;有的时候叫‘天’;有的时候叫‘妈’。可以想见他的这种孤单的感觉,甚至是一种无助的呼喊。”

抗战期间,蒋介石亲任西迁重庆的中央大学校长,常常到学校视察。中央大学学生王作荣回忆说:“他喜欢看盥洗室、茅房、宿舍,看这些地方干净不干净。有一次很突然走到盥洗室里去了,当时几个学生都脱得光光的在淋水。这种场面很尴尬,学生也不知道怎么办。蒋总统很镇静,他就往那学生看一看,点点头说:‘你们身体都很好,你们身体都很好!’”

抗战时期,南京中央大学被迫西迁重庆,校长罗家伦在《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中讲述了一段迁校佳话:原来央大的畜牧系当时进口了许多品种珍贵的鸡鸭牛羊,以为研究之用,西迁时都配成一对对的带走,如同《旧约》里“诺亚方舟”一样。剩下的只好放弃了。但牧场管理员王酉京不死心,在南京陷落的前四天,带着一支奇异的队伍离开了危城。把一群猪牛羊鸡一路赶到重庆,走了整整一年。到了重庆沙坪坝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感动的哭了。罗家伦描述重见这批牲畜时说:“那一天我在重庆遇到了它们,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一番悲喜交集的情绪。”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长沙第三次大捷战果丰硕,是大战以来反侵略、反轴心同盟国家第一次扎扎实实的胜利。当时全球各大媒体争先报道此一捷迅以鼓舞人心。其中以《伦敦每日电讯报》的标题最为出彩传神,“际此远东阴云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1942年1月3日,根据罗斯福的建议,同盟国成立了中缅印战区。蒋介石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此受宠若惊:“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累,能不惧哉。”

在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中,罗斯福曾经为废除日本皇室一事征求蒋委员长的意见。显然,西方当时有意战后把裕仁废了,但蒋委员长说:“这次对日战争的祸首,为他们几个军阀……至于日本国体问题应当留待战后,让日本人民自己决定。”这是当时四强对裕仁去留所作的最初决定,也是后来裕仁逃过一劫的最后依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为了湮灭731细菌部队不可告人的犯罪证据,最后离开哈尔滨平房(地名,731部队所在地)的日本员工两千余人被迫宣誓: 一、忘掉曾经发生的一切,终生绝口不提。 二、同僚之间,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三、今后不许担任任何公职。

日本731细菌部队那些用几千条人命换来的宝贵资料被美国看中,做了肮脏的政治交易,最后被保存在美国马里兰州德崔克一个防疫研究中心的某一座大楼中,这座大楼的编号正是731.

国名党领袖蒋介石1975年4月5日在台北市郊的士林官邸过世。在北京,有人很高兴地向毛主席汇报,蒋介石的死讯,毛泽东只是说“知道了”。蒋介石的去世,毛泽东的心情不平静,毛泽东一直很注意蒋介石在台湾的言行,1958年金门炮战的时候,毛泽东就曾经说,“台湾是要胡适、陈诚,还是要蒋介石?我看还是要蒋介石好。”

宋庆龄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她半生沉溺于实现共产主义的梦境之中,直到晚年这个梦才破碎了,在她当时致中共党中央的一封函件中,她写道:“共产党给职很慷慨,给权就不是那么大方了,处处掣肘,生怕别人把权夺去,因此有职无权或少权是普遍的现象,让民主党派成政治花瓶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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