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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刀客说话

我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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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电视人,新闻报业史独立研究者,专著《纸上的火焰》已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近年来尤关注晚清民国史,继新闻史之后,将研究领域扩展到电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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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政治的纠葛——也谈邵飘萍之死  

2010-06-18 13:52:38|  分类: 新闻学堂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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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在言论上的敌人,前有袁世凯,中有段祺瑞,后有张作霖。对于一个报人,在历史上的分量,看看他反对的是谁基本可以了然。不管邵飘萍反对得对不对,就凭他对历届北洋军阀政府一反到底的精神,就足以让今人感念不已。所谓追求民主,就必须有敢当反对派的勇气,而所谓民主就必须有反对派存在。

然而,在一个武人当政的时代,做一个反对派是有身家危险的。而纵观北洋历届当政人物,则有一蟹不如一蟹之感。袁世凯和段祺瑞固然不容舆论上的反对者,但在手段上还稍显温和,在他们二人当政时,邵飘萍这个反对者不能免于坐牢和流亡,但到了张作霖手里则是毙命。回望1926年,也算是军阀政府的最后疯狂了。

邵飘萍与奉张的结怨,依然不能脱离金钱的影子。假如我们回到民国年间的报界,今天的人们可能会惊讶于当时的报界居然集体接受政府和各方军阀势力的“津贴”,拿人的手软,吃人的嘴短,言论上自然不能坚持一定的宗旨,一定会随着各方势力的消涨而摇摆不定。然而,彼时毕竟是中国新闻业的草创时代,民办报纸经济上不能独立,赖以生存的根本不是发行与广告收入,而是政治集团的资助和津贴。1925年,北京政府为了掌控舆论,给全国一百多家报馆和通讯社发放了补助性的津贴,作为“宣传费”,并将其分为“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四等。邵飘萍的《京报》属于六家“超等者”之列,每月有津贴三百大洋(也有说二百大洋)。而当时的报人对经济独立也有认识不足之处,为了生存而向人伸手,也不足为怪。“津贴”在当时是一种准制度性安排,不能简单视之为新闻腐败,若以今日的“潜规则”一词来形容,差几近之。

可以肯定的是,邵飘萍在张作霖那里拿过钱,以《京报》当时的影响力和张作霖的出手阔绰,数字应该不会很小。然而,邵飘萍接受津贴的不止张作霖一方,周旋于各方势力,就免不了会有拿钱不办事的情况发生。后世有学人将邵飘萍这种拿人家的却不嘴软的做派,说成是邵飘萍的绝招,上升到坚守报格的高度,实有拔高之嫌。拿钱不办事终究是突破潜规则底线的险招,他的殒命与之不无关系。

1925年,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得到邵飘萍的舆论支持。邵飘萍将张作霖相片,与郭松龄相片同登在报上,在张的相片上,注为‘马贼头目张作霖’;于郭的相片上,注为‘人民救主郭松龄’。並把这种报纸,向奉军分发。张作霖大怒,派人向邵说:“我们常帮你的忙,何以这样不客气”。邵飘萍的回答如同绕口令,他说:“你们所帮忙的是邵飘萍,宣传张作霖是马贼的是《京报》,《京报》与邵飘萍並非一物”。不问可知,张被如此耍弄,自然暴跳如雷。一向将“老子毙了你”当做口头禅的军阀岂会受此恶气,张作霖一到北京,必然会找邵飘萍算账。

然而,邵飘萍的死因并非仅此一端。杀邵飘萍的口实是“宣传赤化”,邵到底有没有“赤化”,是不是“秘密党员,”至今争论不绝。但有一点可以论定,那就是邵飘萍以一介报人身份,直接参与政争,而忘却报人立身之本在于独立性,这应是他不免罹难的深层原因。

邵飘萍直接参与政争是与倒戈将军冯玉祥订交开始的。当时冯玉祥被吴佩孚排挤,正在北京南苑练兵。一九二四年的十月十日,冯玉祥的十一师在南苑检阅,遍请新闻界参观,邵飘萍亦被邀。检阅完毕,冯玉祥踌躇满志,请各位记者发言。一班报人齐声附和,褒赞有加,只有邵飘萍微笑不语。老冯觉得有异,便向飘萍招呼:“邵社长有意见吗?”飘萍冷冷答道:“队伍练到这样出色,自然是不容易的!可是练好了有什么用?终久还不是消灭了?”这话说的就如同鲁迅在杂文《立论》里所写的那样,“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属于比较刺耳的大实话。但老冯毕竟是个枭雄,不仅没有翻脸,还当即留饭,与邵飘萍独谈。那天晚上,邵飘萍直陈冯军的弱点和不利处境,建议向西北发展。邵的远见卓识让老冯佩服得五体投地,如同刘备听诸葛亮的 “隆中对”一般。自此以后,邵飘萍与冯玉祥来往骤然密切,被礼聘为国民军总司令部高等参谋。

其后,一连串的反戈大戏,邵飘萍皆参与机密。对张作霖而言,最致命的就是冯玉祥联络其部下郭松龄一起反奉,而奉军实力大半系于郭手。邵飘萍奔走于冯郭之间,联络传信多假如夫人祝文秀。祝文秀曾回忆说,“我经常为飘萍秘密递送文件,往返于京津、东北等地。飘萍每次要我代他去送信时,总是先朝我上下打量一下,然后把信拿出来,告诉我送信的地点,同时叮嘱我衣装打扮要华丽一点,阔气一点,有派头一点,应对时要机灵一点,”“有时要我穿得朴素一点,普通一点”。在回忆中,祝文秀虽然没有提及信件的内容(她也不可能知道),但印证了邵飘萍在冯、郭联合反奉事件中的作用。

可惜此次反奉终因日本关东军插手而功败垂成。等张作霖杀回北京,新仇旧恨一起算,不杀邵飘萍就是咄咄怪事了。

对于邵飘萍参与政争,究竟该如何看待。在20世纪初叶,随着民间报纸的大量出现,西方的“无党无派”、“经济独立”的办报理念随之传入。对于这些西方报纸理念,邵飘萍当然心领神会。在北大新闻研究会讲学时,他就说:“记者于可能的范围,避免加入任何名义之团体,以始终立乎筑于真理与事实之上的第三者高垒,惟以真理与事实为标准,不知有友,亦不知有敌,常保其超越的与独立的透明无色之精神。”不难看出,他认为报纸是独立于各政治团体的第三方,持客观中立的立场。报人以舆论立身,是社会事务的品评者、裁判者、建言者,公信力的高下自然与独立性息息相关。这就像体育比赛一样,裁判是不能亲自下场比一局的。

所以,邵飘萍后来以报人身份参与军阀之争,显然与他初衷有悖。批评者说他“定识缺乏”,并不为过。在那个政治腐恶的年代,报人不能也不该与政治绝缘,但参与方式与程度却有讲究。最明显的不当就是,如果他抱定独立报人的宗旨,就不能以独立报人的身份参与政治。对政治有热心不是过错,但如果当真要下场亲自去玩一把,则应当在脱离报人身份之后。否则,就有裁判员与运动员身份混同之嫌。

发生在邵飘萍身上的这个悖论不能不说是他人生悲剧的深层原因。他的鲜血给往后报人一个深刻启示,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邵飘萍血溅天桥后几个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续办《大公报》时,即约定“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明确“四不主义”,“四不”之一即是“不党”,“我们不为了某种利益而办报,更不为了某一个派系而办报,也绝不为某一个个人而办报,我们是为了人民全体的利益而办报”(吴鼎昌语)。后来,吴鼎昌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即按约定辞去社长一职,避免报纸与政治的纠葛。

邵飘萍的悲剧不在于他不明白,而在于他没有抱定宗旨并践行之。否则,对他的评价就没有那么多莫衷一是的疑团。

据《乱世飘萍》的作者郭汾阳考证,在邵飘萍离世后的六十年里,缅怀飘萍的文章并没有几篇。但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邵飘萍的名字又突然成为新闻史界的一个热词,这个热闹景象的出现起源于早期共产党人罗章龙在回忆文章中突然爆出,“邵飘萍是中共秘密党员”。 入党介绍人是李大钊和他二人。

但是,迄今为止,说邵飘萍是秘密党员的只有罗章龙一人,没有强有力的佐证。无论是邵飘萍的家属还是后来幸存的革命老同志都没有人知道邵飘萍是中共党员,相关的历史档案也一概阙如。这又成了邵飘萍身上的一个谜团。邵飘萍到底是一个“进步的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还是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成了新闻史家的争论话题。而这种打上“阶级”红字的争论,显然政治意义大于本人的实际功绩,换言之,到底哪一种价值判断更科学。

   走笔至此,邵飘萍自己不可能想到,在他身后对他的评价还是不能脱离政治的影子。这就难怪,在《乱世飘萍》一书里,作者郭汾阳说邵飘萍“可以瞑目又难以瞑目”。新闻归新闻,政治归政治,在邵飘萍身前身后,都难乎哉,难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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