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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刀客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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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电视人,新闻报业史独立研究者,专著《纸上的火焰》已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近年来尤关注晚清民国史,继新闻史之后,将研究领域扩展到电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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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就有记者节  

2013-11-08 11:46:36|  分类: 新闻学堂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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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就有记者节 - 带刀客 -                带刀客说话

 


早上打开微博,就看到凤凰卫视的一条微博说:“记者,记录的人。他们或拿着笔,或扛着笨重的相机,整日奔走,为的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视野范围所不能及的事件和世界。今天是中国第14个记者节,祝所有媒体工作者节日快乐!”身为媒体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只是看到“今天是中国第14个记者节”的说法,心里有点别扭。相信这也是今天很多媒体采用的说法。其实记者节民国时期就有,是人为的将历史血脉割断,去刻意制造一个时间开始了的感觉。这种事情建政以来没少干,“什么中国第一部民法”,“中国第一部公司法”,其实这些法典早就有了,把历史上已经有过的东西当成首创来兴高采烈,不知道这得谵妄到什么地步?

 

话头打住,还是来说说民国时期的记者节吧。 民国时期,因为允许民间办报,报纸很多,大浪淘沙,很多名报、大报一直到今天都还是历史研究者和媒体人津津乐道的对象。那时的政府也以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相标榜,“中国的言论自由状况比美国好5倍”这种大牛皮完全有底气说出来。事实上,一部新闻史,墨迹斑斑血泪斑斑,从来如此,牛皮吹得再大,捂得再紧,但真相就像被乌云裹挟的闪电,岩层中奔突的烈火,不会为强权而弯曲。

  

  民国政府设立记者节,当然不是官方恩典,而是记者流血丧命,报人团体戮力同心,与政府博弈的结果,权利从来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这位惨死的报界烈士名叫刘煜生,下令枪毙他的是江苏省主席顾祝同。

       

1924年, 刘煜生在镇江创办《江声日报》,颇受社会欢迎。北伐成功后,江苏省会从南京迁到镇江,《江声日报》有了一次发展机遇,一跃成为省会报纸,影响力大增。刘煜生是个很有正义感的报人,当然在一个可以自由办报的环境里,正义感是报人的标配。顾祝同主政江苏后,设立毒品稽查所,名称很动听,实际上是变相卖鸦片,从中收税。对此,刘煜生在报端有所指摘。当时,江苏省民政厅厅长赵启禄是个大烟鬼,也是老嫖客。刘煜生得知赵经常在上海某高级旅馆里销魂,便带了照相机,乔装省府要员,骗过茶房,闯入赵的内室;但见赵大官人横陈烟榻,有妓女相陪,吞云吐雾。有图有真相,刘煜生举起相机拍下“不雅照”。在赵大官人目瞪口呆之际,刘煜生溜之大吉。不久,这张照片在上海一家报纸上刊出,赵大官人狼狈不堪,而对刘煜生恨之入骨。

 

 赵启禄是顾祝同的亲信,曾任顾祝同军中参谋长。顾、赵一合计,对这个羞辱他们的报人,一定要“弄死他”,弄死报人的手段最简单不过了,翻报纸,找罪证,然后抓人治罪。

 

《江声日报》有一个副刊名为《铁犁》,经常发表一些满纸“敏感词”的文艺作品,顾祝同和赵启禄命人从中寻找出几段“反动”文字,断章取义,说刘煜生“宣传赤化”、“鼓动红色恐怖”、“煽惑阶级斗争”,1932年7月26日下令查封《江声日报》,将刘煜生押解至省会戒严司令部讯办。

 

 刘煜生被抓后,各方营救但均不奏效,甚至于右任的监察院决定弹劾顾祝同。就在监察院呈请弹劾之际,顾祝同悍然下令将刘煜生处以死刑,于1933年1月21日执行枪决。当刘煜生由监狱被提出照相时,自知不免,大呼“拥护中国国民党”、“拥护国民政府”等口号,并高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党歌”,以表示他是三民主义信徒而非“共匪”。

 

 顾祝同的悍然之举,羞辱了堂堂监察院。为此,监察院对新闻界发表谈话称:“中国为法制国家,监察院是属总理手订五权之一,凡属公务人员理应遵守。今顾对党纪国法一再破坏,蹂躏人权,监察院职司所在,当然不能漠视。”并列举了顾祝同五项罪状在影响力极大的《申报》上公布,其中包括拘押刘煜生未移交法院;拒绝监察院调卷;非法逮捕,逾越职权;意图陷害;妨碍言论白由,破坏法制精神等。并目再次对顾祝同进行弹劾,以“彻底根究,而清吏治”,一步步的将顾祝同逼向了悬崖边缘。

在舆论汹汹和多方的压力之下,蒋介石也保不住顾祝同,只好撤销了顾祝同江苏省政府主席的职位,调任他用,用来平抑民愤。

 

1933年8月,蒋介石、汪精卫、居正、冯玉祥等国民党常委9人联名签署,以国民党中央名义向各省市党部发出《保障正当舆论》的通令“扶植民众运动,保障正当舆论,为本党一贯政策”,要求各地予以“倡导爱护”并于同年9月1日,又发出《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

 

1934年8月,杭州新闻记者公会向全国新闻界发出通电,倡议定9月1日为记者节,你看出来了吧,记者节日期的选定就是行政院上一年颁布通令的日期。这个倡议得到广泛响应,此后无论国民党统治区,还是革命根据地,每年9月1日都举行纪念活动。在革命摇篮陕北,当地新闻工作者每年同样举行纪念活动。 1943年,在重庆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曾发表社论《记者节谈记者作风》,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发表陆定一的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有了法律的保障,记者采访权是硬邦邦的权利,官员在记者的冲突才不再那么牛气冲天。1948年的记者节,在南昌就发生了一起风波,以官员让步告终。

       

 当时,国民党政权风云飘摇、岌岌可危。当时南昌物价飞涨,引发了米商罢市,记者要求南昌市长熊鋆采取措施加以抑制,他却不理不睬。此前,长熊鋆不仅不愿意接近记者,而且规定南昌市政府各部门不准对记者发布新闻资料,市长与新闻界的矛盾可谓由来已久。

 

 9月1日,南昌记者在中山堂开纪念会,约请当时国民党党政军各界人士参加。国民政府江西省府派了秘书长去参加,而市长熊鋆却指派了一位科级人员到会,而且还把送给大会的“银盾”上所刻的“发扬正气”四个字中的“扬” 字错刻成了“杨”。记者们认为熊鋆是在故意讽刺大家,瞧不起记者。南昌的老报人在回忆文章称,众多记者在会场纷纷抗议熊鋆的这种行径,而且在会场立即把熊鋆赠送的“银盾”摔了个粉碎。最后,在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胡家风的调和下,才平息这一场“九·一记者节”风波。

 

      今天我们庆祝记者节,面对历史,想想现实,有一种不知从何说起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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