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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刀客说话

我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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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电视人,新闻报业史独立研究者,专著《纸上的火焰》已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近年来尤关注晚清民国史,继新闻史之后,将研究领域扩展到电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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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袁世凯的喉舌   

2013-06-24 17:07:46|  分类: 新闻学堂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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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拙著《纸上的火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已上市,京东、淘书网均已上架。请各位垂注。此前本博贴出有关新闻报业史部分篇章大体收入该书。现将《莫理循:袁世凯的喉舌》放出,以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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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理循:袁世凯的喉舌

 

一、

说起清末民初的洋记者,莫理循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从来没有一个洋记者像他那样深刻卷入中国政局,影响中国一个时代的历史,甚至在中国的新闻史上,也找不到一个能与他相匹配的记者。

虽然只是一名记者,但莫理循因接近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人物袁世凯而名声显赫,傲视公侯。他在中国17年的记者生涯中,前15年,他一步步登上记者生涯的辉煌顶点,为他赢得“北京的莫理循”的光荣桂冠。他的报道成为了解中国政局最权威的信源。而后两年,他却不自觉地堕为袁世凯的记者而不自知,像一枚石子一样在到达抛物线的顶点之后不可避免地跌落,他意识到了危机但悲剧无法避免。

好记者都是跑出来的,莫理循同样如此。他原本是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博士,但好冒险的个性促使他在1894年来到中国,在西南部长途旅行,从此他开始正式使用他的中文名字“莫理循”,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的英文名“Morrison”还是被误认为是80多年前来中国传教的Morrison(译为马礼逊,就是创办第一份近代中文报纸的那位),这让他哭笑不得。一年后他出版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这本书为他在英国赢得了名声,《泰晤士报》慕名而来,聘他为中国记者。

1897年,莫理循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一开始,他并不会采写新闻,一位日本同行教他如何买新闻,他买了一次,结果发现是假的。另一位同行建议他编新闻,并亲自示范,叫来一位中国佣人,用英语问他:“在满洲什么事情最糟?”佣人摇头说不知道。这位同行说:“俄国对满洲不好,你怎么说不知道?”佣人只好用洋泾浜英语回答说:“行行好,老爷,好吧,就当十分不好。”当天晚上,一封公诸世界的电报发出了。大意是:“本日下午,我与一位不愿提及姓名的高级官员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他十分气愤地谈到俄国对满洲的侵略意图。”编新闻的做法他没有去尝试,而是开始了广泛的社交活动,从中寻找新闻线索。

莫理循的大名在欧美读者中被广泛知晓是在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期间。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让他声名远播的是他的“被死亡”的消息。当时北京被围,消息不通,一度传言在京外国人悉数战死的情况下,《泰晤士报》特发讣告予以悼念,把他和英国公使窦纳乐、总税务司赫德排在一个版面上,和这两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排在一起,读者有理由认为他也是一个重要人物。讣告的语言颇有中国式的谀墓气息:“在远东近代史上最关键的时刻,他给《泰晤士报》发来许多极珍贵的报道,其价值用不着我们细说。他的报道展示了一个政治家的最佳天赋,颇有天才的气派。”在北京活的好好的莫理循指着讣告问一位同行:“你对此有何看法?”那位同行说:“《泰晤士报》花了大块的篇幅来刊登你的讣告,对你颂扬有加。这么一来,他们就只得把你的薪金提高一倍。”不过,莫理循的工资并没有因为“被死亡”而增加,他自己也没有提出过。

庚子事变之后,莫理循利用《泰晤士报》的影响力,发动了一场遏制俄国影响的运动,促成了“日俄战争”,以至于当时的国际舆论界把“日俄战争”称之为“莫理循的战争”。至此,莫理循成为西方公认的东方问题专家,他开始步入记者生涯的巅峰。

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此时的莫理循正在北京,第二天他就给《泰晤士报》发去了电报。《泰晤士报》在12日予以刊登,题目是“武昌的重大起义”,下面有几个小标题:军队叛变\总督逃逸\要求外国援助\局势令人担忧。本来,莫理循发回的电讯标题中有“革命”二字,但谨慎的国际版编辑删掉了这个词,他的理由是除非叛乱成功,政府被推翻,才能将起义称为革命。几个月之后,清王朝垮台验证了莫理循的判断,这里确实发生了革命。

革命爆发后,莫理循苦心经营多年的情报网开始发挥作用,他所居住的王府井大街成为一个可靠的信息发布中心,各方人士纷纷上门来打听消息,他曾向人写信说:“各阶层的来访者络绎不绝,从日出到日落至黑夜都有人来见我。”他在四十多天的时间里,发回伦敦的八千多字的电文再次为他和报纸赢得名声。

11月13日,莫理循目睹袁世凯的专列抵达北京,“一队手持长剑、威风凛凛的卫兵紧随其后。”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成为决定乾坤的人物,两天前他派出代表到革命中心武昌与黎元洪进行和谈。两名代表之一是莫理循多年的中国朋友蔡廷干。

蔡廷干,广东香山人,孙文的小老乡,曾是赴美留学幼童之一,后来服役于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受伤被俘,被囚于日本大阪。《马关条约》签订后,他被释放回国,但当时的总督要将他“即行正法”,袁世凯认为他其才可用,搭救了他,并延入袁氏幕府,日渐重用。在袁政治失势退隐河南老家时,蔡廷干也退隐北京,袁世凯因此信任他是“自己人”。当袁再度出山时,他获得重用,负责协助袁氏处理一切外事活动,联络南方革命党和外国报界。

11月16日,回北京才两天的蔡廷干登门拜访莫理循,向他和盘托出与黎元洪交谈的全过程。这次拜访是莫理循报道辛亥革命的一条重要的分界线,此前他认为中国只有保留清廷实行君主立宪才有希望,然而,来自蔡廷干的亲身观察显示共和是人心所向,腐败的清廷没有被保留的任何可能,名望甚高的孙逸仙并没有得到共和派的全体拥戴。当天,他向《泰晤士报》社发送《蔡廷干上校来访接谈纪录》全文三千余字,报导了蔡廷干讲述去武汉与黎元洪谈判的经过。

蔡廷干的主动登门当然不是他的自选动作,而是来自袁世凯的旨意。袁世凯主动接近莫理循,看中的是他背后的《泰晤士报》,通过这家英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向世界宣传自己,而此前莫理循对中国的报道一直给袁世凯以很高的评价,这些好评并没有违背新闻的公正原则,袁世凯当得起那样的好评。但无疑,他的报道取得了袁世凯的好感。仅仅过了四天,袁世凯就通过蔡廷干传话,说想见见他。于是,莫理循雇了一辆马车造访袁府。袁世凯热情而友好地接待了他,对他的报道表示感谢。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见中,他们对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共和进行了辩论,莫理循试图说服袁世凯接受共和,但没有成功。这次辩论的内容自然也登在《泰晤士报》上,莫理循的另一个收获则是袁世凯向他透露的信息:“如果再施加一些压力,或许朝廷就会选择撤往热河。”

南北和谈期间,莫理循与蔡廷干几乎天天通信,多的时候一天两封。遇到紧急事宜蔡廷干会深更半夜到他家商议。那时候,英国公使几乎每天都要见袁世凯,而袁世凯的秘书蔡廷干也几乎每天来看莫理循。莫理循从蔡廷干那里不断得到独家新闻,清廷官员剪辫子的消息是蔡廷干透露给他的,这是清廷垮台的象征。莫理循在一篇题为“皇帝下诏宣布共和”的电文中预测皇帝马上退位,这被后来的学者誉为“当年的独家新闻”,没有几天“逊位诏书”果然下达。莫理循又对袁世凯将被十七省选举为总统的事做了预测报道。这些预测没有来自蔡廷干的内线不可能那么精准,《泰晤士报》主编白克尔对莫理循说:“全世界都得从《泰晤士报》上找出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那些貌似客观的报道中,莫理循的倾向性越来越明显。如果说在11月16日前,莫理循是以革命为中心作报道,还没有偏离新闻的平衡原则,那么在这之后,他的报道就悄悄地转移到以袁世凯为中心,变为如何拥戴袁世凯为总统的问题了。

 

三、

 

在莫理循生活的时代,新闻和评论分开的新闻专业主义理论还没有普及,夹叙夹议还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文体,这不可避免地让记者的主观色彩渗入到报道当中来。但是,一个优秀的媒体记者应该深知这样的原则——全面报道事件,不管他所见所知的信息是否符合他的价值观。莫理循对中国事务一向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然而他越是相信自己的判断,越容易走入另一个误区,那就是对纷繁复杂的事实进行裁剪,对有助于验证自己见解的部分加以放大,这就使得他的报道失去了客观公正,辛亥革命在他的笔下成为带有主观色彩的、他希望看到的革命。当他把中国未来的赌注押到袁世凯一边时,他就成了袁世凯的喉舌。

莫理循报道的倾向性已经超过了记者所应达到的范围,中国的共和派报纸开始对他提出批评,国外报界对他也颇有微词,他的上司不得不提醒他,不要对袁世凯宣传的太过分了。

但是,莫理循不仅在刻意为袁世凯制造“全国等待一个人”的效果,而且直接上阵,为之出谋划策,在他担任记者的最后两年,实际上也在充当袁世凯的不拿薪酬的政治顾问,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促成自己希望的结果发生,证明他这位名记者判断多么正确。

尽管莫理循深知袁世凯迟早要成为一个独裁者,但如何将袁世凯体面地推上最高权力宝座还是煞费苦心,这个素来直截了当的英国人甚至学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当共和制势在必行时,袁世凯不想做一个从孤儿寡母手中篡权的人,这有损他的道德形象,但他又不希望权力来自革命党,这样他就背叛了清廷。如何把袁世凯推上总统宝座又不使他难堪呢?莫理循想出了一个自认为绝妙的主意:“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这样安排,即国民会议一旦提名,清廷自己支持任命袁世凯当总统。”这个主意不妨高明之处,袁世凯听说后甚是激动,如果由朝廷宣布建立共和体制,由袁世凯来组织新政府,既符合中国传统的礼教,也维护了朝廷和袁的面子。后来清帝退位诏书中果然有“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南北统一办法”,这是一个关于政权合法性来源的表述,为将来的约法之争埋下伏笔。我们不能说诏书中这个创意来自莫理循一人,但莫理循亦有贡献当属无疑。

在反对迁都南京的问题上,莫理循给出的主意更为巧妙。当时,孙中山提出临时政府必须建都南京。袁世凯显然不想离开他的老巢北京而到革命党人的地盘去当大总统。袁世凯召见了莫理循,说他不想到南京去。心领神会的莫理循一边通过报纸抨击孙中山,一边开动脑筋,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方案,策划各个省会都发电报要求作新中国的首都,“当你们收到十几个省要求把它的省会作为这个帝国的首都时,各省或许会把北京作为第二位的选择地点。在这种情况下,首都将定为北京。”对这个奇妙的方案,蔡廷干回信表示感谢。作为回报,蔡廷干把自己亲手剪掉袁世凯辫子的独家消息给了他。

莫理循抵制定都南京的建议后来没有实施,因为曹锟这个莽汉发动了兵变。兵变发生的第二天,莫理循走上街头,他看到的情景让他大为愤怒,一大群穷人被作为抢劫犯处死了,有老人、妇女和小孩,她们仅仅是拿了几块烧焦的木料或者废铁皮,而那些真正的抢劫犯则逍遥法外,他们用火车运走洗劫来的财物。莫理循通过各种努力试图让那些抢劫的叛军绳之以法。蔡廷干给莫理循的解释是“那些抢劫者跑不了”,“只是时机尚未成熟”,什么时候才叫时机成熟,天知道。

3月10日,莫理循受邀参加袁世凯大总统就职典礼。在袁当选时,他曾迫不及待地向他的上司报喜说“《泰晤士报》的赌注押对了”,当这个历史时刻真的如愿以偿地到来时,莫理循似乎有些沮丧,他以很不恭敬的语调记录道:“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

 

四、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之后,莫理循的个人声望达到了顶点,然而莫理循对记者生涯表现出了厌倦,因为薪酬问题他对《泰晤士报》满腹怨言,身体也很不好,他很想回到澳大利亚进入政界,开始另一种生活。但是,袁世凯没有忘记他,以极为优厚的薪酬聘请他为政府顾问。他的名字开始在报纸上频繁出现,这在他个人经历中从未有过。他以记者身份跨入政界,提高了记者群体的声望,在民初的中国,记者在一般人眼里依然是不入流的职业。中外报纸发表评论,对他赞誉有加。但同时也有相反的声音出现,一位日本记者认为:“过去一直到现在你都是个批评者,而现在你成了台上的或者幕后的一个角色。”确实,自从他在聘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起,他的处境就很像动物中的蝙蝠,英国人认为他是中国政府的雇员,代表中国利益;而中国人则认为他首先是英国人,会优先忠诚于母国。逆耳之言很快得到映证,他发现自己的影响力与当记者的时候相比判若云泥。他对袁世凯提出过不少忠告,但袁政府依然我行我素,而他作为雇员还得为之辩护,这让他情何以堪。一位美国记者在报纸上说:“莫理循充任《泰晤士报》记者的时候,拥有比现在高两倍的威望,和加三倍的影响。”跨入政界,于他来说,等于是一个武林高手自废武功,然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心中的郁闷无法言说。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再也不像从前那样“自信和倨傲”,而是不时表露出“愤懑和辛酸”。

他全心全意地帮助袁世凯,为袁氏政府四处游说,不惜散布谎言。他对伦敦为中国和袁世凯所作的辩护被一位英籍华人讥讽为:“每个字都真像是从一位圆圆面孔肥肥胖胖的中国官老爷口中说出来的”。他甚至走到新闻自由的对立面,帮助袁世凯建立现代新闻检查制度,打压不同的声音。他没有将袁世凯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区分开来,他认为反对袁世凯就是损害中国利益。他的活动让人眼花缭乱,很难定评。他担任记者的经验让他把中国政府的对外宣传模式进行了升级,改善了这个国家的对外形象。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也正是通过他的努力而被公诸于世界舆论,揭露了日本的阴谋,得到了国外新闻界的支持。

袁世凯称帝对莫理循打击很大,成为他的致命伤。在民初的四年里,他支持袁世凯,为袁氏摇旗呐喊,出谋划策,他以为那将是一段历史佳话,却不料最后成为一个笑话。为了阻止袁世凯称帝,他奔波南方调查真相,当他发现各方拥戴帝制纯属骗局之后,直言袁世凯放弃帝制,说那些刻意制造的假民意是中国的耻辱。但沉迷于皇帝梦的袁世凯没有听进去,而是派人送给他一千元钱,不知是出于感谢还是希望他闭嘴。之后,他们将近三个月没见面。莫理循反对帝制的努力坚持到了最后,虽然毫无效果。当袁世凯在身败名裂中死去,莫理循不得不反省自己:“袁世凯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过去为他工作如此热情是犯了多大错误。”

袁世凯去世后,莫理循虽然还在担任中国政府的顾问,但他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他失去身为记者时作为公众人物的荣耀,成为一个看不到希望的政权的点缀品。巴黎和会召开前夕,在邀请中国代表团外国顾问时,人们居然没有想起他。要不是徐世昌点名,可能就没有他。

在参加完巴黎和会之后,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他看到了五四运动,但感到大惑不解,曾经感觉敏锐的记者已经被时代丢在了后面。不久,他病逝于英国的西德茅斯。他的墓与众不同,没有常见的十字架,而是用中国样式的汉白玉围栏围起,墓碑上写着“北京的莫理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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