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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刀客说话

我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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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电视人,新闻报业史独立研究者,专著《纸上的火焰》已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近年来尤关注晚清民国史,继新闻史之后,将研究领域扩展到电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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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界与国运如何紧密联系?   

2013-08-22 16:05:39|  分类: 新闻学堂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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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渝川(书评人)

1897年2月22日,《知新报》在澳门发刊。梁启超在发刊词中写道,“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者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尽管《知新报》只存活了短短几年,但这篇发刊词完整的描绘了近代中国政治和文化精英对借助报纸救亡图存的一种期待。

19世纪初,英国有报刊480多种,美国800多种,法国490多种。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份报刊《察世俗》出现在1815年,由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他还聘用了一名华人雇工梁阿发(广东佛山高明区人)。

梁阿发是马礼逊聘用的刻字工,还以笔名在《察世俗》上发表文章,后来被称为“中华第一报人”、第一名华人记者。后来,梁阿发根据《圣经》而改写的通俗读物《劝世良言》,被落榜考生洪秀全读到,这才有了太平天国运动。

中国近代早期的报刊多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目的是借助文字的中国化(还大量引用中国典籍中的语录)来劝诱读者接受传教。但中西文化之间的隔膜在当时不可能单靠几种报刊就消除,更何况初期的传教士报刊,中文功底十分糟糕,除了部分科学类文章,其他内容根本就不能吸引并取信于中国读者。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率的办法,就是请中国士子来为报刊撰稿。中国本土真正意义上的媒体人也因此产生。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江苏士子王韬获邀参与中文报刊《六合丛谈》的编辑,大大提升了报刊的文章质量,辞藻华丽、格调高雅、大量采用骈偶句式的表达直接改善了上海读者特别是官僚和士人读者的观感。

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循环日报》,创刊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就发表了政论文章890多篇。

王韬的《循环日报》之后,众多新生的报纸涌现,纷纷加入到推动实现“敬修而民智”“政举而国立”的行列中来。

由汤传福和黄大明合著的《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一书,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回顾了中国报界的第一个百年史,挖掘探讨了中国报纸、报人、报业发育发展的推动因素,分析了报界与国运的密切关系,对中国近代改良和革命政治进程中反映出的问题带给传媒行业的影响作了阐述。

甲午战争之前,北京只有一份洋人创办的《万国公报》,以及供特殊阶层阅读的《京报》。尽管如此,官员、士绅、新式知识分子阅读报纸的习惯就此形成,特别是洋人报纸对中国科举及传统政治制度的犀利批评,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开启“官智”的作用。

甲午战后,救亡图存成为官民共识,康有为模仿创办了康记《万国公报》,梁启超任主笔的上海强学会机关报《强学报》也在1896年出刊。

戊戌变法失败后,在上海英租界发行的《新闻报》刊发了慈禧通缉的康梁的自辩书。这些中文报纸都较深的卷入了当时的时局,成为办报者传达政治主张(改革观点)的重要平台,让抵制变法的满清权贵感到万分头痛。

随后,报纸在康梁为代表的保皇派与孙中山带领的革命党人,以及清廷之间开展的三方政治博弈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梁启超重视报纸,将之作为开启民智的启蒙工具,《新民丛报》领一时风骚,也让梁启超成为海内外华人青年崇拜的大师级人物。

《苏报》案更是轰动一时,邹容瘐死监狱,章太炎坐监三年成为革命派的新式名士。《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一书也指出,尽管《苏报》案整体上体现了清廷在革命党舆论斗争面前的被动与无能,但章太炎、章士钊等人把控的《苏报》所开创的恶劣文风,对中国政治和文化带来了极坏的长期影响。

《苏报》是一家革命党报纸,定位上就离社会公器这一公认的媒体定位相去甚远,更恶劣的是在对清政府的批评和与保皇派的论辩中都反映出极坏的文风。

政治论辩,须以理服人,但《苏报》以势压人,动辄含沙射影,肆意贬低论辩对手的人格,还出处揣测对手的动机,搞“原心问罪”那一套。

在《苏报》案事件发生后,革命党的报纸争相恐后学习“二章”的轰炸式、抹黑式、斗争式文风,"愤清"小将们个个都是克隆出来的小"章太炎",将章的文风发扬光大道章氏自己都有点看不下去的地步。”

1912年,革命小将戴天仇将这种革命文风发展到极致,24个字的短论“杀”字连篇:“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

近代中国报业的发展,特别是从北京城和沿海商贸城市的租界,发展到内地城市,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报业、报人的社会歧视的解除。

《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就提到,到了民国初年,在湖南长沙,百姓父老仍将报人视为三教九流不入流的那一流,斥之为“什么事情都好干,为什么偏要干这一行”。

而在沿海城市,报纸所能获得的社会认同就远远高于内地,《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书中介绍了《申报》介入报道“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并推动冤案被平反的个案。

近代以来的中国报业史,跟国运密切相系,暮气沉重的老大帝国阻遏了报纸在中国的健康发育,就是在这种巨大的压抑之中,中国报业、报人艰难起步,鼓天下之气,启蒙官民,吹响变革的号角。这段历史需要被铭记。

《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书中意味深长的感叹,“那些沾满油墨的文字,就是纸里包着的火”,而我们,都是那些火种“烧”出的新世界的受益者。

《纸上的火焰: 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汤传福、黄大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

报界与国运如何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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