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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刀客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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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资深电视人,新闻报业史独立研究者,专著《纸上的火焰》已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近年来尤关注晚清民国史,继新闻史之后,将研究领域扩展到电影史。

陈布雷:领袖文胆是苦胆  

2014-07-05 11:39:06|  分类: 新闻学堂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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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传福\文

陈布雷:领袖文胆是苦胆 - 带刀客 -                带刀客说话
                                    陈布雷

    

陈布雷对记者生活产生兴趣是在1910年春,他从宁波赴杭州读书,途经上海。他的堂哥陈屺怀在上海办《天铎报》,他在报馆“寄寓数日,闻见渐恢廓,对记者生活,颇歆羡之。”他曾就铁路国有问题致书杨度,并求教于任职《天铎报》的洪佛矢先生。洪老师看完之后,觉得写得不错,刊入《天铎报》并复函称许,鼓励他多投稿。受到鼓励的陈布雷坚定了当报人的决心。

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初出茅庐的陈布雷正担任《天铎报》撰述。在编辑方针上《天铎报》倾向革命者,但当时的很多报纸都称革命军为逆军,主持报馆的李怀霜十分谨慎,不愿附和,但又不敢称义军,于是模糊称之为“革军”。报纸论说由陈布雷担任,陈布雷连写十篇《谭鄂》,鼓吹革命,报纸销量大增,发行量达到四千份,有超越《神州日报》、《民立报》之势,陈布雷名声鹊起。

 那是一段在记忆里闪闪发光的青春时光。在陈布雷周围,都是一时英杰。第一次走访《民立报》编辑部,宋教仁听说他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之后,问他何以来报界做事。他回答说为求学问长见闻而来,自信较入大学为有益。宋教仁听后为之一乐,指着隔座的吕天民说:“君闻之否,此君乃以报馆为学校。不亦海上奇闻乎?”自此,二人过从甚密。

在《天铎报》馆,陈布雷有数次从政的机会,但都被他婉拒了。他的堂哥陈屺怀领导了宁波光复,曾想留下这个从弟佐军府文书,但陈布雷没有动心,“以纷纷投效者甚多,心不喜若辈,遂谢绝之。”十月,曾在《天铎报》担任撰述的戴季陶特地上门,力邀陈布雷到东北佐蓝天蔚戎幕,陈布雷以父命不许,且不愿离开《天铎报》而另谋他就,坚谢其意,戴季陶很生气,斥他胸无大志。

1912年元月5日,外交总长王宠惠带着英文撰写的《告友邦人士书》来到上海准备对外发表。此事被《天铎报》总经理陈芷兰所知,邀请他来报馆,说报馆有位姓陈的评论员可以帮助他翻译。王宠惠起初不敢相信,这个只有四五个人的报馆能有这样的译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陈布雷翻译一段,一看,很满意,于是让陈布雷全文翻译,由他自己亲自校对。作为回报,这篇重要文告自然由《天铎报》率先发表。第二天《民立报》的徐血儿拿着报纸对于右任先生说:“此文乃为《天铎报》抢去先登,可惜可惜!”

真正可惜的是办公室政治。锋芒初露的陈布雷为功名心切的李怀霜所不容,终以各种借口将陈布雷排挤出报馆。但“真金子”总会被人稀罕,几家报馆相继聘他,他选择了老牌报纸《申报》,担任西报翻译。后又担任中学教师,从事教育事业,但始终没有脱离报界。

民国十年,他与另一位报界名笔张季鸾定识相交,富有戏剧性的是,两人的交往是从笔战开始的。那时,陈布雷任职《商报》,张季鸾主持《中华新报》。双方互相辩难的话题我在《陈布雷回忆录》和《季鸾文存》均没有找到。两人往返辩论七八次,陈布雷在《纪念张季鸾先生》一文中说:“吾辈之论据,实未必强于先生所持者。”这是事后的谦逊说法,当时主动言和的是张季鸾,他在报纸登一短评:“余在报界十年,感寂寞与痛苦久矣。最近《商报》与本报之辩论,其主张且不论,然其攻击之猛,笔锋之锐,令为读之先自感一种愉快,甚喜我报界之有进步也。国事待讨论者正多,如吾两报,不宜为一个问题,辩难不已,宜自此结束论争,不必定孰为得失。”正是文字交锋,让两支名笔有了惺惺相惜之意。

1922年张季鸾穷困潦倒,为了生计不得不到北方进入孙禹行将军戎幕,这是他人生中第二次从政。陈布雷听说后驰书敦劝:“今日政治之事,得先生一人不加多,然舆论界万不可无先生,援招隐之义,敢以重回故业为请”。张季鸾回书说:“且请拭目俟之,中国必须有终身之新闻记者,舍我辈其谁。”相互期许要做终身报人。未几,他和胡政之共同主办的《国闻周报》出版,张季鸾重归报人队伍。

再过四年,他和胡政之、吴鼎昌接盘《大公报》,以新姿态与读者见面,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之“四不”主义。论者认为,这是中国职业报人独立意识的觉醒,是中国报纸摆脱政党报刊,跳出纯粹商业目的,进入更高的独立报纸阶段,是中国报业现代化过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令人扼腕的是,在新记《大公报》面世的1926年,陈布雷开始游移于报纸和政治之间,而最终滑向了政治,从此不再回头。这一年,北伐中的蒋介石赠陈布雷签名小影。第二年正月,经革命元老张静江引荐,陈布雷在南昌谒见蒋介石。二月,陈布雷加入国民党,入党介绍人是蒋介石和陈果夫。从此,陈布雷将自己的后半生全身心托付于蒋,成为“领袖文胆”、“天子智囊”,终究没有跳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书生从政之路。

19415月,在坚持抗战的困境中,《大公报》喜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佳新闻服务奖”的殊荣,这是中国报纸唯一一次获得该奖。4个月之后,《大公报》的灵魂人物张季鸾因病辞世,享年54岁。他实现了终身为新闻记者的夙愿,赢得了“文坛巨擘,报界宗师”的荣誉,于人生选择而言,他没有遗憾。

中途从政的陈布雷却常常活在苦闷之中,为人代笔终究不是一件愉快的工作。他经常在家人前慨叹:“为根本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真是世上最大苦事。”在为蒋介石代写《西安半月记》的时候,为满纸谎言而大动肝火,甚至在墨盒中戳断笔杆。1946年他在写给侄儿的一封信中感叹“我自从脱离报界以来,就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言。我事实上不过是一个记录生。最多也只是书记生罢了。”他常常对身边的说: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然而,这些话似乎都是牢骚,就像他对王芸生说的:“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了。”他是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人物,新型文人与传统士大夫两种心态让他内心撕裂,他无法在两者之间做决断。

表面光鲜的领袖文胆实际上是一枚苦胆。想回头重操报业的陈布雷一定会想起他的朋友张季鸾,想起相互勉励做终身报人的约定。在政治诱惑面前他远没有张季鸾那么清醒,这是二人分道扬镳的深刻原因。张季鸾唯一一次加入政党活动是在1906年秋天,陕西的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同盟会陕西分会”,经好友井勿幕等人介绍,张季鸾谒见了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这时,他才二十岁。当他决定以报人为终身职业时,就不再参加政党活动。1908年,张季鸾短暂回国,井勿幕再次要求他加入同盟会,但被他婉拒,他说:“我是一个文弱书生,立志要当好一个新闻记者,以文章报国。我以为,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这是大公报后来能提出“不党”宗旨的原因。有时候我想,如果蒋介石看中的不是陈布雷而是张季鸾,会发生怎样精彩的思想碰撞呢?但是,历史没有假设。

1948年11月13日,目睹自己辅佐二十年的蒋介石在内战中兵败如山倒,陈布雷在“狂郁忧思,不能自制”(遗书句)中黯然自尽,终年59岁。在遗书中,这位廉介高洁的人用“百无一用是书生”,评定自己饱饮时代与人生苦汁的一生。他知道他的遗书会被公开,没有提及他与蒋的思想冲突,那种苦闷只能对身边信任的几个人说说,“余今日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灵魂,日渐成他人之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说给同乡好友的这句话才是他真正的死因,在内心深处,他从来就不想做一个顺从得令人发指的帮闲文人。


本文摘自卓著《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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